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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始祖] 由先祖署凤凰城城守尉引发的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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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7 18:02: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由先祖署凤凰城城守尉引发的扑朔迷离
                                                            
       提起清时的城守尉,凡是搞满学研究的人都明白,这是清朝设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统领地方一切事物。据资料考证:当时的凤凰城城守尉辖境为南至黄海,北至新宾,东至鸭绿江,西至岫岩边界,系清朝正三品官员。其职与副都统相等,且又独住一城,办事亦在大臣之列。笔者在家族先祖源流考察时,获得了一个令我族十分自豪和荣耀的信息:先祖在323年前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曾署理(代理)过凤凰城城守尉。事情果真如此吗?为求证事实的准确性,二十多年来,我尽走访之力,耗查访之功,首先是多次反复寻访祖籍故地,寻遍族人亲友;接着在报纸上刊登寻亲公告,并相继走访凤城县志办、丹东图书馆等处,反复查阅出版于民国十年(1920)《凤城县志》、出版于1997年的《凤城市志》、出版于2006年10月由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丹东满族史略》等史料。阅后除自叹不见先祖任城守尉记载外,还由此产生了众多不解之迷。
                                一、两个年代的《凤城县志》城守尉名录断档混乱严重
       以下是笔者2010年1月12日和2010年1月13日在丹东市图书馆分别抄录的两个版本的《凤城县志》(即民国十年出版的《凤城县志》俗称老县志)和1997年《凤城市志》原文,在民国十年出版的《凤城县志》第二卷﹤职官志﹥是这样记载的:

历任城守尉
【抄录民国十年《凤城县志》第一册职官志)】
乌尔度     康熙甲午年任
额伦泰     乾隆年任
关  重     乾隆年任
巴彦布     姓叶赫那拉 乾隆年任
普  政     乾隆年任
额尔赫宜   乾隆年任
满  昌     乾隆年署理
额尔恒额   乾隆年任
宁珠那     嘉庆年任
永  年     嘉庆年任,兼奉恩将军
和克积善   嘉庆年任
常  龄     嘉庆年任
福  宁     任年失考
马  鼐     道光年任
普  通     道光年任
达桑阿     道光年署理
奕  辉     道光年任
希蒙额     道光年署理
恒  升     道光年署理
得克绵布   道光年署理
常  庚     咸丰年任
色卜肯     咸丰年任
奕  艾     同治年任
同  吉     同治年任
宝  文     光绪年任
兴  麟     光绪年任
灵  熙     光绪年任  
佑  善     光绪二十年任
端  岳     光绪年任
多隆阿     字凤阁
共30人
1997年由凤城史志办主任赵万兴主编出版的新县志
凤凰城城守尉名录
(抄录1997年凤城市志)
拜堵喀     1644年9月2日任;(以下缺)
白  济     1787年11月17日离任,升任黑龙江副都统;
乌尔度     1790年在任;
额伦泰     1736---1777年在任;
关  重     1736---1777年在任;
巴彦布     1736---1777年在任;
普  正     1779年1月离任,任三姓副都统;
额尔赫宜   1779年2月在任;
宁纳珠     1796----1800年在任;
永  年     1796----1800年在任;
斌  宁     1801----1802年6月在任;
赓  宁     1802年7月----1803年9月在任;
东  林     1803年10月---1807年3月在任 1807年3月任成都副都统;
和克积善   1807年3月---1811年10月在任;
常  龄     1811年10月在任;
诺谟色楞   1811年11---12月在任;
福  宁     1812年在任;
马  鼐     1821年---1839年在任;
普  通     1821年---1839年在任;
达桑阿     1821年---1839年在任;
奕  辉     1821年---1839年在任;
希蒙额     1821年---1839年在任;
恒  升     1821年---1839年在任;
得克绵布   1821年---1839年在任;
阔布通武   1821年---1839年在任;
英  凯     1840年---1846年1月在任;
丰  存     1847年7月在任;
宝  山     1850年在任;
常  庚     1854年---1860年1月在任;
色卜肯     1860年2月---1862年1月在任;
奕  榕     1862年2月---1866年9月在任 9月任锦州副都统;
奕  艾     1866年10月---1873年5月在任 5月任吉林副都统;
英  翘     1873年10月---1875年1月在任 1月调任复州城守尉;
同  吉     1875年1月自复州城守尉任上调任凤凰城城守尉,1877年8月任兴京副都统;
宝  文     任职时间不详;
兴  麟     花翎副都统,记名副都统,宗室,1878年1月---1882年9月在任;
载  昶     1882年9月任;
灵  熙     1883年9月---1889年在任;
佑  善     1890年---1894年11月在任;
庆  霖     1895年12月在任;
端  岳     1897年6月---9月在任;
多隆阿     1909年---1913年在任;           
共计42人
     一、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出版于民国十年(1921)的《凤城县志》即“老县志”,编撰是沈国冕,这里既有民国十年(1921)九月凤城县知事武进费光国作的序,也有民国八年(1919)八月凤城县知事武进沈国冕的序。原文是竖排版毛笔手写繁体字。    “1644年9月2日,清世祖顺治任命拜堵喀首任凤凰城城守官。下设满洲章京(将军)2员,汉军章京1员。1645年8月3日确定凤凰城城守官为正三品,1687年改称凤凰城城守尉,为宗室缺,正三品武职,设笔帖式1员。下设库、户、兵三司,司设司员、司达等官,管理旗人事务和防务事务。1907年清朝设东三省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凤凰城城守尉属东三省将军管辖。”……这是《县志》记载的当时凤凰城城守尉设置时的有关情况。令人不解的是,《县志》城守尉名录不知为何以乌尔度“康熙甲午年任”作为首任开始。经查“康熙甲午年”为康熙五十三年即(1714),与顺治元年(1644)拜堵喀任首任城守尉(官)相距整整70年,七十年中的城守尉为何不见记载呢?而我祖恰恰就是在这七十年中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任城守尉。乌尔度是康熙五十三年任,我祖是康熙二十六年任,明显还早他二十七年。
      二、自顺治元年(1644)拜堵喀始任到民国八年(1919)多隆阿的末任,凤凰城城守尉时间跨度整整275年,而这本《县志》仅有的30任城守尉中除“佑善光绪二十年任”字样外,没有一任指出是当朝哪年哪月任或离任,造成史料查找困难重重。纵观历任城守尉名录通篇都是××年任,××年署理,只见大清年号不见公元年号兴许当时行文就是这样?
      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1997年由凤城县史志办主任赵万兴主编出版的《凤城市志》即新县志。这里的凤凰城城守尉是这样记载的:
凤凰城城守尉名录
(抄录1997年凤城市志)
拜堵喀     1644年9月2日任;(以下缺)
白  济     1787年11月17日离任,升任黑龙江副都统;
乌尔度     1790年在任;
额伦泰     1736---1777年在任;
关  重     1736---1777年在任;
巴彦布     1736---1777年在任;
普  正     1779年1月离任,任三姓副都统;
额尔赫宜   1779年2月在任;
宁纳珠     1796----1800年在任;
永  年     1796----1800年在任;
斌  宁     1801----1802年6月在任;
赓  宁     1802年7月----1803年9月在任;
东  林     1803年10月---1807年3月在任 1807年3月任成都副都统;
和克积善   1807年3月---1811年10月在任;
常  龄     1811年10月在任;
诺谟色楞   1811年11---12月在任;
福  宁     1812年在任;
马  鼐     1821年---1839年在任;
普  通     1821年---1839年在任;
达桑阿     1821年---1839年在任;
奕  辉     1821年---1839年在任;
希蒙额     1821年---1839年在任;
恒  升     1821年---1839年在任;
得克绵布   1821年---1839年在任;
阔布通武   1821年---1839年在任;
英  凯     1840年---1846年1月在任;
丰  存     1847年7月在任;
宝  山     1850年在任;
常  庚     1854年---1860年1月在任;
色卜肯     1860年2月---1862年1月在任;
奕  榕     1862年2月---1866年9月在任 9月任锦州副都统;
奕  艾     1866年10月---1873年5月在任 5月任吉林副都统;
英  翘     1873年10月---1875年1月在任 1月调任复州城守尉;
同  吉     1875年1月自复州城守尉任上调任凤凰城城守尉,1877年8月任兴京副都统;
宝  文     任职时间不详;
兴  麟     花翎副都统,记名副都统,宗室,1878年1月---1882年9月在任;
载  昶     1882年9月任;
灵  熙     1883年9月---1889年在任;
佑  善     1890年---1894年11月在任;
庆  霖     1895年12月在任;
端  岳     1897年6月---9月在任;
多隆阿     1909年---1913年在任;           
共计42人
     从记载来看,城守尉的历任情况比老县志要多一些,也详细一些。但是遗憾的是采用公元年号记载,缺少大清年号,为什么呢?值得肯定的是这次城守尉历任比老《县志》多了12任,特别是指出了拜堵喀后以“以下缺”弥补了老《县志》编写的不足。但接踵而来的是1644年9月2日拜堵喀首任之后的白济竟然是1787年11月17日离任,时间跨度143年,离奇的很,快一个半世纪了,不管代理也好,正式也罢,断档断的能如此严重。这就更加证明了我祖在这一时期署理凤凰城城守尉出现无人记载的准确性。“按规定城守尉任期为三年,实际能够任期为满的是少数”。《丹东满族史略》188页(岗位任期)按此来推断考证,平均三年一任城守尉,在这143年里,起码还要有近50位城守尉在任职,没有任何记载谁能说明白?
       四是城守尉前八任名录混乱。按既有顺序,排在第二任的白济是在乾隆52年(1787)11月17日离任,升任黑龙江副都统的,按时间顺序他应该排在第七任;按既有顺序排在第三任的乌尔度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任的,按时间顺序他应该是第八任;按既有顺序,排在第四、五、六任的额伦泰、关重、巴彦布是在乾隆六年(1736)---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任,按时间顺序,这三人应分别为二、三、四任;按既有顺序,排在第七、八任的普政和额尔赫宜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任的,按时间顺序应该分别是第五、六任;叫人实在难以理解:本应排在二、三、四任的额伦泰、关重、巴彦布为何排在四、五、六任呢?本应排在第五、六任的普政、额尔赫宜为何排在七、八任?本应排在第七任的白济,为何排在第二任?本应排在第八任的乌尔度为何排在第三任?假如若按此来推断,笔者认为,凤凰城城守尉好像应当这样排序:
第一任:拜堵喀 顺治元年(1644)
第二任:额伦泰 乾隆元年(1736)----乾隆四十二年(1777)
第三任:关重        (同   上)
第四任:巴彦布      (同   上)
第五任:普正     乾隆四十四年(1779)1月
弟六任:额尔赫宜 乾隆四十四年(1779)2月
第七任:白济     乾隆五十二年(1787)
第八任:乌尔度   乾隆五十五年(1790)
第九任:宁那珠   嘉庆元年(1796)---嘉庆五年(1800)
第十任:永年     (同       上)
      笔者以为好像只有这样的排法,似乎能顺理成章。可是更大的纰漏又来了:即从现有的城守尉记载来看,自拜堵喀顺治元年首任开始到白济第二任的乾隆五十五年(1787),时差整整143年,悬殊得叫人无法去想象;先任的变成了后任的,后任的变成了先任的,可见当时编撰《凤城县志》的人是多么不负责任。假设以笔者顺序时间所排列,即从顺治元年拜堵喀首任开始到额伦泰任职的乾隆元年(1736),两个皇朝断档92年,缺了30任城守尉,实在不现实。
                                        二、《丹东满族史略》记载可否合理真实
以下是笔者抄录于2006年丹东地方志办公室编撰出版的《丹东满族史略185页)原文。编撰:张其卓
凤凰城城守尉名录
(抄录《丹东满族史略》)
拜堵喀     顺治元年八月任
白  济     康熙五十二年任,十月提升黑龙江副都统。五十五年十二月故
乌尔度     康熙五十三年任 加一级
额伦泰     乾隆年任
关  重     乾隆年任
巴彦布     乾隆二十九年在任。次年因中江旗兵被杀被议处
普  政     乾隆四十一年在任,四十三年十二月前任。提升三姓副都统
额尔赫宜   乾隆年任
满  昌     乾隆年署理
额尔恒额   乾隆年任
达  色     乾隆十六年五月任 十七年正月调任齐齐哈尔副都统
宁珠那     嘉庆年在任
永  年     嘉庆年任,赐凤恩将军
斌  静     嘉庆六年任  七年五月升伯都纳副都统
赓  宁     嘉庆八年八月前在任 因失察偷砍木植解任
东  林     嘉庆十二年二月前在任 迁成都副都统
和克积善   嘉庆十六年九月前在任 因收受朝鲜陋规复审定议
常  龄     嘉庆年任
诺谟色楞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署城守尉协领 以灾歉不报议处
兴  麟     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任。八年八月调任开原城守尉
载  昶     光绪八年八月自岫岩城守尉调任
灵  熙     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任  光绪十五年调任辽阳城守尉
佑  善     光绪二十年任 因中日甲午海城、凤凰城失守被革职
庆  霖     光绪二十年十月任
端  岳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任 二十二年五月以征停免官田租赋交部察议,三十二年八月以病免
多隆阿     宣统元年至1918年在任
共计 47人
在反复查阅新老《县志》城守尉名录后,笔者又对2006年出版的《丹东满族略》(凤凰城城守尉名录)进行了查阅,结果发现在《凤城市志》中的42人城守尉,在这里不知为何变成了47人,比老《县志》多了17人,比新《县志》多了5人。但细推敲还是有其纰漏的。
      一是如同民国十年出版的老《县志》一样,该书仍是用大清年号排序,使得史料查找造成麻烦,但好在指出具体的月、日。
     二是在新老《县志》基础上充实了城守尉,使之成了47任。
     三是城守尉任职排序基本上顺理成章。但有个别排序紊乱,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职的巴布彦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任职的普政,间隔12年,按时间推算不太可能连任12年。可能存在断档。
     四是达色任职时间在乾隆十六年(1751),应排在巴彦布之前。
     五是还如同新老《县志》一样,依然不见本家族祖先任城守尉的记载。但值得令人纳闷的是,在老《县志》中没有任何记载、在1997年《县志》“1787年11月17日离任,升任黑龙江副都统;”并与《丹东满族史略》同处第二任的白济,在此不知为何出现了“康熙五十二年任,十月提升黑龙江副都统。五十五年十二月故”的字样。一个无记载,一个乾隆五十二年(1787),一个康熙五十二年(1714),前后相差73年,哪一个准呢?还有在老《县志》排在第一任、“康熙甲午年任” 的乌尔度、在1997年《凤城市志》中“1790年在任”、《丹东满族史略》中“康熙五十三年任 加一级”,康熙甲午年是1714年,乾隆五十五年是1790年,康熙五十三年是1714年,看来前面和后面准,中间的不准。尽管这样乌尔度还是没有本家族先祖任城守尉时间早。
    “额伦泰 乾隆年任”?乾隆哪年?从乌尔度康熙五十三年任到乾隆元年整整22年,中间还隔了一个雍正朝,没有城守尉?又是个断档。又断了多少任?还是无人记载。
     综上所述,依笔者之见,《丹东满族史略》尽管有不完善之处,但是相比新老《县志》还是要全一些,史料相对比较详实,很值得作为研究资料。
                                        三、何来乌尔度任凤凰城第一任城守尉之说
     为更多的查找有关凤凰城城守尉的史料,笔者经常上网查阅,在网上查阅中,发现了不少网页都显示这样的记载:“张姓:始祖乌尔度,清康熙年间任凤凰城第一任城守尉,隶属正白旗满洲,居边门镇张家村,鸡冠山镇沙子岗村,后散居于凤城的汤山城,宽甸的长甸,石湖沟,东沟的兴隆,东尖山等地。” 这些史料的出处在哪里呢?事情果真如此吗?笔者查阅了以下较有权威性的史料均未见到有此记载。
     ①、在民国十年(1921)《凤城县志》《职官志》中,见到的只是 “乌尔度   康熙甲午年任”。聊聊九个字根本体现不出“第一任”之说。
     ②、在1990年辽宁大学孙文良主编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族大词典》中,根本不见乌尔度任城守尉之记载。
     ③、在1992年由丹东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写、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丹东满族凤城专辑》里也只是提到“乌尔度任城守尉时,在凤凰城扩建城池,开辟田野,厘定旗地田亩……”也没有提到他第一任城守尉记载。
     ④、在1997年出版的《凤城市志》中不知为何还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在“城守尉名录中出现“乌尔度  1790年在任;”的字样;二是在第267页中又出现“张氏,乌尔度 1716年任凤城城守尉。凤凰城、边门张家,鸡冠山、沙子岗是其聚居区,后裔散居汤山城、宽甸、长甸、东港兴隆、东尖山等地。同样一本书出现不一样的记载,一处是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一处是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前后相差74年,究竟依哪个为准?
     ⑤、在2006年10月由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丹东满族史略》189页城守尉升迁一文中,也只是以“乌尔度,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奉命从京师调拨回东北‘防卫驻守,垦荒植田’••••••”加以概述。没有发现有“第一任”记载。
     ⑥、在《丹东满族史略》436页第六章见到的也是“康熙五十三年  甲午  公元1714年 乌尔度任凤凰城城守尉。因其辟荒厘田,造福一方,并督理中江贸易,由正三品加升至从二品。”加以介绍,也没有提到他是康熙年间凤凰城第一任城守尉,那么这种无出处无记载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从时间上看:拜堵喀是从顺治元年开始任城守官的(先是城守官后改城守尉)到白济(康熙52年任)时间跨度长达69年,再到乌尔度(康熙53年任)时间跨度为70年,七十年中城守尉启能只有三人?明显出现断档。试分析,假如按每任三年计算,则起码要有二十几任才能顺理成章。其次是从历任的城守尉顺序来看,拜堵喀应是第一任,白济是第二任,至于乌尔度在没找到在他任职之前的城守尉名录时,只能暂算第三任。联系到本人多年的家族源流考察,确发现祖先墓碑刻的文字中明显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必达公自康熙二十六年□□凤凰城正红旗防御兴□□二世视公文武全□署凤凰城守尉以□为姓繁衍此皆先祖之功德••••••”从以上的文字记载不难可以分析和推断出,家族先祖在康熙二十六年很可能是先任凤凰城正红旗防御(正四品)后被清廷某高官以文武全才相中,提升为凤凰城代理城守尉(正三品),并以其名字上的首字“艾”赐予姓名繁衍后人。遗憾的是在《凤城县志》中却没有记载。若按时间推算应该说是排在白济之前(康熙52年)拜堵喀之后,署理也好,正式任命也罢,即凤凰城城守尉名录中应有本家族先祖艾必达。再就是从现已出版的《丹东满族史略》、《凤城县志》、《丹东满族凤城专集》城守尉名录中,白济的名字都是排在乌尔度之前,怎么能称乌尔度为凤凰城第一任城守尉呢?但从民国十年《凤城县志》刊载的凤凰城城守尉名录中对此却不见任何记载。不知何故。试分析推断如下:
按时间推算
     ①、第一任城守官(尉)拜堵喀自顺治元年(1644)9月2日上任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时间跨度43年,就是说拜堵喀不可能担任长达43年之久的城守尉(官)。
     ②除去拜堵喀不算(城守官),第一任城守尉白济任职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与清改称城守尉的时间康熙二十六年(1687)相差二十六年,十分显然我先祖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白济任职之前署凤城城守尉是毫无疑问的。明显出现空缺断档。
     ③、乌尔度是紧接白济任城守尉的,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若按有实据可查来看,从白济算起他只能称为第二任,若从我先祖艾必达算起,他只能排在第三任,何来凤城康熙年间第一任城守尉之说?
     ④、先祖讳艾必达公墓碑碑文十分明显的在证实着:康熙二十六年曾先任正红旗防御(正四品),兴□□视必达公“文武全  ”很明显在记载着是“文武全才”之后提拔为城守尉。
     ⑤、至于在碑文中出现“署”城守尉字样,据查找古汉语字典解释为“代理”。据此可以推断:先祖即使不是城守尉也是代理过城守尉。
     笔者很赞同《丹东满族史略》181页城守尉名录中作者考证的观点:“自康熙26年岫岩、凤凰城分别设置城守尉,至民国八年(1919)撤消城守尉及九旗官署,约230余年,岫岩、凤凰城城守尉任用情况,在已出版的地方史志中均未见到完整的记载。从这点看,本书作者的分析和考证是正确的。另外,《丹东满族史略》187页城守尉选任中提到“《凤城县志》载,城守尉为‘宗室缺’,即城守尉职务由宗室人员来出任。”一文,又令笔者疑窦重生:难道家族祖先会是宗室人员?若不是宗室人员,“攀登城守尉台阶,需要个人努力,但又必须有祖辈的铺垫,非宗室人员要有一定的门第基础。”从碑文已记载祖先“文武全才”来看,先祖的祖辈是谁呢?门第基础是啥样呢?这对笔者来说,又是一个谜团,还有待进一步去考证,也欢迎有识之士与我共酌 。本人将不胜感谢。
                                                            (作者为凤凰城正红旗满洲艾氏始祖艾必达公第十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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